腊八已过，北方的寒意依旧沉甸甸的。上午九点，天津市蓟州区下古庄村仍笼在一层薄雾里，村支书王一裹紧了羽绒服，镜片后的眼睛带着笑意：“村里都喊我一哥，你也这么叫就成。”
28岁的村支书，并不多见。2019年大学毕业后，“一哥”就扎进了这里，一晃六年多。“一哥”步子快，记者紧跟着，脚下的村道一路通向小军（化名）家。“见过不少有难处的孩子，但小军是最让我揪心的。”他忽然停下，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——一个瘦瘦小小的男孩，站在村委会门口，“你看，那会儿他13岁，看着像不到10岁的孩子。”
2024年，小军的父亲因病骤然离世，母亲早年改嫁，无力抚养，他转眼成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。小军独自生活了几个月，直到一天半夜，“一哥”在村委会门口看见了徘徊的小军，两人从此有了牵绊。
说起小军，“一哥”脸上会漾开一种近乎父亲的神情。“有一次带他去赶集，他盯着麻辣烫摊子挪不动脚。问他吃过没，他摇头，我说想吃啥就拿。结果他吃到撑，差点吐了。”他笑着摇摇头，黝黑的皮肤衬得那笑容格外暖。
可一个1998年出生、还没成家的年轻人，要独自抚养一个孩子，实在不容易。半年下来，“一哥”的工资撑不住两个人的开销。他转身走进了民政部门。
民政部门初步研判后，认为可以通过变更监护权的方式安置好小军的后续生活，于是依托“民政+检察”协作机制，将线索转到了蓟州区检察院。该院迅速启动涉未成年人案件“绿色通道”，检察官们跑村委会、跑法院、跑民政，把小军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。
一番会商后，一套“撤销监护权+指定监护+兜底安置”的方案逐渐清晰：由小军户籍所在地的村委会作为主体，申请撤销小军母亲的监护权，并由村委会接受监护权委托，后续再协调民政部门将小军送入儿童福利院生活，从根源上解决无人照料的问题。
“村里为这事开了好几次会，问大家敢不敢接这个担子。”“一哥”告诉记者，“检察官也找我谈了好几次，说法律上完全可行，就看我们愿不愿意。我们点头之后，他们帮着整材料、写文书，一路‘扶’着我们走。”
2024年10月，村委会正式向蓟州区法院提起诉讼，请求撤销小军母亲的监护权，指定村委会为监护人。检察机关出具支持起诉意见书。同年11月，判决落地：小军的监护权移交村委会。
案子判了，事还没完。检察官侯森蔚告诉记者，他们担心小军心里落“疤”，就联系了心理老师给他做疏导；又跑前跑后，协调民政部门、村委会和儿童福利院对接帮扶，协助小军办理入学手续，落实生活安置等事宜……
很遗憾，因为种种原因，记者没能走进儿童福利院看望小军。但“一哥”告诉记者，他偶尔会接到小军的电话，“他现在说话明显多了，正在学习各种课程知识。他还喜欢上了运动，让我把他家的三轮车留着，说回来要骑车带我去逛集市……”记者也从福利院了解到，小军比之前长高了许多，还有了一位照顾他起居的“妈妈”，和其他孩子们相处得也不错。
天色向晚，村里的炊烟袅袅升起。
记者问“一哥”：“新年有什么愿望？”
“希望小军好好长大，学个本事……还有就是，别把我忘了。”他黝黑的脸上竟透出一点腼腆的红。
临走时，“一哥”用力握了握记者的手：“多写写检察院，他们是真的在帮忙。”他的手掌粗糙有力，眼神清澈坚定。
回城的车上，记者翻开笔记本，上面记着“一哥”无意中说的一句话：“麻辣烫要趁热吃，帮扶要趁早做。有些温暖，等不得。”
这个新年，法治的温度正从最基层静静传递、温暖着每一个普通人。
（来源：检察日报·要闻版 全媒体记者：王昱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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